生活在我国东晋之末的大诗人陶渊明被誉为“古今隐逸诗人之宗”，其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，九岁丧父，十二岁母病逝，少有“猛志逸四海，骞翮思远翥”之志，他在“向立”之年（29岁）开始，曾经三番四次出仕，任职微官，其十三年仕宦生涯，自江州祭酒，至辞彭泽县令而结束。这十三年，是他为实现“大济苍生”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、不断失望以至绝望的十三年，最终，他作赋《归去来兮辞》，表明了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，辞官归里，过起了“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”安逸悠然躬耕自资的生活。

然而在物欲横流、权力至上的社会里，要想真正做到看破红尘解甲归田，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就连风流名士苏东坡先生也说“我不如陶生，世事缠绵之”（《和陶饮酒二十首》其一）。苏轼虽才华横溢，却一生颠沛流离，仕途一路坎坷。从宋神宗熙宁二年（公元1069年）王安石当上宰相开始，一直到宋徽宗元符三年（公元1101年）苏轼去逝，在这长达三十二年的时间里，他两次被流放南方，又两次奉召北归，受尽贬谪之苦。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，因为乌台诗案，苏轼入狱103天，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，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，才最终躲过一劫。但难能可贵的是，无论在怎样的逆境当中，苏轼始终保持着一个智者的豁然与旷达，出狱以后，苏轼被降职为黄州（今湖北黄冈市）团练副使，这个职位相当低微，并无实权，此时的苏轼内心虽有苦闷傍徨，但思想却还是昂扬向上的，因此他到任后，多次游览黄州城外的赤壁山，并写下了《赤壁赋》、《后赤壁赋》和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等千古名作，以抒胸志。

与陶渊明全然否定官场归园田居不同，身处于“世事缠绵”的仕途当中，苏轼对出与入作了更深刻的思考，虽然其对“渊明独清真，谈笑得此生”（《和陶饮酒二十首》其三）的适然表达了由衷的欣慕，但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又使他感到难以释怀的痛苦，于是他开始“追求和探索另一种他认为美好的生活情趣的建树和憧憬”（朱靖华《苏轼论》），并写下了“今我身世两悠悠，去无所逐来无恋”（《泗州僧伽塔》）这样的诗句，表面看似是一种无所执着的自我放逐，实际上却是一种不役于物的自我解脱，一种心无所恃随遇而安的智慧与从容。

古有云：“小隐隐于野，中隐隐于市，大隐隐于朝。”而在劳动分工越来越复杂与细致的今天，个人是难以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，隐于野更是失去了社会人的意义。当今所追求的隐遁，不是指身形，而是指内心。无论你是身处市井，还是高居朝堂，如若能保持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心境，不与世争，不与世浊，便是这纷繁世界中真正的隐士。人活一辈子，赤条而来，空手而去，无论你费尽心机去经营什么，最终都不一定属于你，而真正属于你的只有你的内心，应当好好经营的也该是你的内心。人与动物的区别，就在于人有意识。人的生活，归根结底就是心灵的生活。

什么是生活家？倘若你能从渊明樽中饮一杯“悠然自得”，从东坡樽中饮一杯“大智若愚”，你就当之无愧的是了。

胡夏冰，九江市作家协会会员，九江市新社会阶层人士会员，九江市青年联合会第七届委员会委员。曾经担任《驿动风》杂志主编，《九江收藏》杂志执行主编，《新联汇》杂志执行主编等。现任九江信华集团编辑部总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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